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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外谈】中国志在参与,无意主导

来源:分分赛车
2018-12-17 13:57 
中国日报李旻作图

中国和西方当然不会凡事都拥有一致立场,但双方的共同点足以让彼此意识到对话才是减少分歧、增进融合的途径。

1978年,邓小平引领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征程,其远见卓识不仅改写了中国的命运,也改变了世界的历史轨迹。在过去40年,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不仅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条件,也为中国重回世界舞台中心铺就了基石。

在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4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我们不妨可以尝试作答当今的时代之问:作为一个古老的非西方文明,中国的重新崛起究竟会演变成一股破坏力量,还是昭示着中西至诚合作,一道重建国际秩序的契机?

除了这两种假设情形外,第三种发展轨迹也更有可能,那就是一个掺杂着争端与矛盾,也透着协议共识以及不同程度的相互理解的、本质上和平共存的中西关系。

不可忽视的对峙色彩

尽管中西走向对峙的极端情形的可能性很低,但也不能完全忽视。纵使原因各异,西方和中国都有可能成为最终走向对峙的一系列事件的始作俑者。

当前世界正在经历着实力再平衡。西方保守势力可能会进一步牵制中国,以便维持西方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地位。这一姿态出于对沦为“零和博弈”论中失利一方的担忧,会使世界走上不必要的分裂之路,增加类似中美战略性竞争升级的风险。

如果中国陷入长期的严重经济困难,中国国内就会有人将举着民族主义的大旗来维护社会安定和国内凝聚力。但尽管面临的挑战很多,中国经济仍以每年超过6.5%的速度增长,而大众创业、创新精神和中国企业的全球化都表明中国这一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已经从数量规模快速扩张开始向高质量和可持续化发展转型。

此外,中国民族主义舆论基调的提升并不一定就意味着强势。历史已经表明,军国主义和扩张主义从来不是中国明晃晃的标签。在其长期历史进程中,中国从来没有真正地沦陷过,只是关上了国门。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中也有对孤立风险的隐含诠释。

从另一种因果关系角度看,中国的复兴也许也正是中西对抗的结果。尽管中国一直将鸦片战争后的一百年视为耻辱的一百年,但中国的政治策略中从未表现出针对西方或日本的复仇导向。中国并没有将工业革命之后其备受边缘化的责任推给其它国家,也没有将其归咎于外部因素,而是通过自我改革以图再次崛起。邓小平对改革理念的强调也体现了这一点。

对变更世界秩序引发的风险,中国已看在眼里

谈到中西对立思维的决定因素,就必须考虑到中国一直在强调和平崛起的战略的事实。从中可以看出,北京已经意识到伴随着每一场权力更迭的不可避免的的风险所在,同时也展示了其对自身能够从容驾驭这一变迁进程的自信。

中国志在参与,无意主导;中国对中心地位的追求不应被误读为对全球霸权甚至领导地位的军事动员。

如果说对峙的可能性很低,是否就说明合作会成为未来中西关系的主基调呢?在应对一系列危机事件的过程中,中国和西方确实都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合作(联合国维和任务、阻止核武扩散、伊朗核协议、反恐和巴黎气候协定)。但尽管双方在面对共同威胁方面建立了合作机制,但在许多安全和政治问题上,双方的看法仍存在分歧。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中国一直相互独立发展,尽管二者间时有交流,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一西方军事同盟和人民解放军之间并不会达成合作。在中国和俄罗斯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快速进展的同时,西方在乌克兰危机后对俄罗斯实施了制裁措施。安全领域的信任赤字破坏了中西互动(美国和欧盟都不会向中国出售武器,而中国南海的领土主权问题也引发了一系列的争端)。而在网络领域,使中美关系更趋复杂化的是战略互信的缺失。自1949年起,中国和西方政体对合理性的理解就有所不同。过去40年来,尽管中国的治理模式不断凸显法制化导向,但中西政治体系也不会有朝一日同质化。

拥有独特文化特色的主权国家

从从根本上说,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承袭了其独特了文化特色。当前中华民族的复兴并不是对过去的彻底背弃,而是在新的治理模式和旧的社会政治实践之间取得的平衡。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华民族的复兴及其对世界体系产生的效应是对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论点的一个主要现实反驳论据之一。在中国人的眼里,现代化与西方化并不等同。从对立到合作,从亨廷顿式的“文明冲突”到“历史的终结”,地缘政治共存的微妙差异和错综复杂可能是中西关系的最佳写照。

中国和西方当然不会凡事都拥有一致立场,但双方的共同点足以让彼此意识到对话才是减少分歧、增进融合的途径。

西方的对中战略方针需要考虑到,在中国的悠久历史上,曾数次实施对外开放——唐代(公元618-907年),宋代(公元960-1279年)或永乐大帝统治时期的明代(1368-1644年),也曾数次陷于孤立。一个开放的中国能够造福全世界(中国广阔的市场规模,华人在世界各地贡献的经济价值,以及中西协同应对全球威胁),中国最辉煌的时期也往往是中国的开放时期。

对西方以及中国的进步势力来说,真正的危险在于防止中国重走孤立化道路,因为这会开启一个去全球化的时代,令中华民族的复兴进程戛然而止。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西方的政治经济领导人需要力促中国开放。虽然邓小平政策的两大关键词——改革与开放——有着明显的互动关系,但开放程度实则决定了改革的性质和力度。

中国已摆脱骄傲自满的孤立主义

凭着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外向型眼光,习近平主席提出了新丝绸之路倡议,削弱了推崇中国与外界隔绝的保守势力,将邓小平的开放政策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同时带领中国进一步摆脱骄傲自满的孤立主义。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性融资后盾之一,美国对该银行的成立初衷质疑重重,但它也因此错失了借中国开放与中共同前进的良机。尽管欧盟积极响应了习近平的外交倡议,但显然欧盟更加热衷于建立非洲-欧亚繁荣轴线。

20世纪50年代,时任中国总理周恩来提出了和平共处的理念。在21世纪,西方与中国的共处不仅仅应是和平的,更应是互促变革性的。互促变革性共处的呈现形式多种多样,但欧盟自然会有效推动中国开放,而中国也有望成为提升欧洲凝聚力的强力催化剂。

欧盟必须树立新的宏伟目标,踏入数字化时代

数字化革命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这一形势下,欧洲必须树立新的宏伟目标,踏入数字化时代。数字化或人工智能拥有无限的价值创造潜力,也因此让欧洲得以重新斟酌零和博弈策略,迎接一个充满活力的相互依存时代的到来。

中国正处在一场大创业革命的前夕。2015年,在中国每分钟有约8家,相当于每天有12000家私营企业成立。西方与中国私营企业家的紧密联系在保证中国开放进程继续下去的同时,也创造了新的全球经济和社会价值,因此值得支持和鼓励。

西方的现代化实践为中国转型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而转型后的一个全球化的中国则会推动世界繁荣和人类发展迈上新的台阶。

如果说和平共处理念让我们免于陷入对立思维的困境,那么互促变革性共处的动态理念则引领我们向合作型思维更近一步。

(作者David Gosset为中欧论坛(2002年)和新丝绸之路倡议(2015年)创始人。本文摘自即将出版的《沉睡的巨人已经醒来》一书。本书由《中国日报》提供支持的中国观察智库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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